野猪下山二十年,吃小麦啃玉米还伤人,农民:它们是保护动物,那我们呢?

郭梓昊 / 2021-08-09 19:12:57

野猪又下山了



全文共4500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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凌晨2点,玉米地里一阵响动。



老高抄起铁锹和手电筒搜寻。强光打向漆黑的角落,地上满是苞谷碎屑——野猪又来了。两小时后,半片农田“被糟蹋光了”。



一只成年野猪,眼泛幽幽红光站在不远处。对峙之下,老高不敢贸然靠近,站在原地猛跺了几脚,用陇南本地话厉声呵斥了几声,“打野猪咧!”



野猪跑了,消失在夜色中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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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

甘肃省陇南市,一贯有“塞上小江南”的美誉。白龙江蜿蜒曲折,青山密林环绕,是野猪繁衍生息的天然宝地。



从农历三月开始,土豆下种之后,野猪就开始到农田里拱种子;当小麦青苗刚长到10厘米左右的时候,野猪又来啃青苗;而到了夏秋之际,土豆、玉米等作物熟了,野猪们又成群结队的下山“饱餐一顿”。“农民一年四季,天天都得防野猪”。



除了“霍霍”庄稼,野猪还伤人。



“太凶了,太凶了。”去年冬天,48岁的杨平德在路边给房子打地基。一头野猪冲撞而来,直接把他掀翻在地,又转身将他死死压住。“200斤的体重!还想划破我肚子,我只能背过身去。”杨平德边说边拉起衣袖,展示野猪在他的手臂上留下的伤疤,近15厘米长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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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平德手上的伤疤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被咬几口后,杨平德不断挣扎呼救。儿子闻讯赶来,抄起铁锹赶跑了野猪。老杨至今后怕:“如果儿子不来,我人就没了。”



但人拿野猪没办法。



2000年8月,野猪被国家林业局列入三有保护动物名单,禁止捕猎和杀害。此后20年来,它们越发频密地闯进寨子、堵住居民楼道,甚至在小学门口打起滚来。



不提捕猎,就算是驱赶,如老高这样的农民,也多次被当地派出所告知“要有分寸”:“不要给打死咯,不然还得抓了(你)去。”



老高们不理解:“保护这些搞破坏的野猪成了义务,那我们农民呢?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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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猪噩梦



百度上有个野猪受害城市排名,陇南排第一。



“头猪二熊三老虎”,是陇南民间流传的一句谚语。对于常年耕作的农民来说,成年野猪群是最痛苦的噩梦。当地野猪体长在1.5-2米之间,有些比成年人还高;体重基本在200公斤左右,相当于一个日本相扑力士。



“它们昼伏夜出的,难预防得很,一晚就能糟蹋完几亩耕地。”陇南三仓镇,山坳与斜坡上,玉米杆子被拦腰折断、苞谷散落一地,野猪留下的脚印比人还多,呈u字形、散乱地嵌进泥土里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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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猪糟蹋过的玉米地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二十年来,当地农民驱逐野猪的办法五花八门。有时候,是提着灯敲锣打鼓;有时候,是放一串鞭炮;晚上进山能听见农民用录音机循环播放的陕西老秦腔。内容从昔日的“山花花”,变成了“哒哒哒,野猪快跑”。



“这野猪,我们赶不走。”老高愁眉苦脸地抱怨。五花八门的手段虽然短时间里有立竿见影的效果,但过于耗时费力,另一方面,野猪们一旦确认这些手段没有实质性危险后,依旧来去自如。



老高的遭遇算好的。    



在陇南市第一人民医院,49岁的尹克举躺在病床上,伤口缝了三十几针,目前仍有感染危险。因为下唇肿胀得说不出话,他只能用动作示意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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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医院的尹克举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7月24日早上8点,尹克举伺候好80岁老母的起居,打算牵马进山耕地,路上被“带有利角”的野生动物袭击了。在医院开出的证明上,此次遇袭造成伤者“左面部开放性损伤”、“唇部多处裂伤”。



村民们认定,这事儿又是野猪干的。



“野猪伤人事件的起因,往往来自人类的主动攻击或被动自卫。”陇南武都区相关部门负责人林真明称,只有受到威胁时,野猪才会出于本能反抗。“进入攻击状态的野猪,奔跑起来相当于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。獠牙顶到人身上,就是个血窟窿。”



在陇南市,野生动物伤人几乎每年都有发生。据林真明介绍,仅2020年一年,陇南市仅武都区便发生野生动物(野猪、羚牛)伤人事件3起,造成1死2伤。自2016年有记录以来,因野物造成受伤、死亡的,超过8人。



情绪引来对碰,当地村民一天多个电话,打爆了陇南武都区野生动物保护办公室的固话,想以“除害”的名义狩猎野猪。



但这样的愿望无法实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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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耕还林



满地狼藉中,老高挑拣着残存的玉米粒和土豆,心凉了一大截。



这次,老高“看得不紧、运气不好”,地里的收成算是黄了。陇南市武都区一家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,近5年来,武都区因野猪损毁农作物的赔付款,仅玉米一项,便超过150万元。



老高没有买保险,只能默默承受。但据隔壁何家坝村的村民说,去年在下乡干部的动员下,村民曾集体为自家庄稼投了保,“一亩6块钱”。当地受猪害之后,村民也是自发统计上报,最终却没了下文。“我们这天高皇帝远,谁管?”该村民说,“大部分人都没拿到钱,就算有,也少得可怜,买种子的本钱都收不回来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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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平德心疼的站在自家的玉米地旁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和毁坏玉米作物相比,野生动物伤人的代价更小。2017年至今,陇南市武都区用于野生动物伤人补偿的总款项,仅为106800元。这个记录在册的数字,只是冰山一角,更多人在遭遇野生动物袭击后,不懂、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争取权益,只能草草作罢。



陇南深山里,农民们几乎都跟野猪打过照面。“数量多”、“破坏庄稼”成为他们描述野猪时的标准答案。但对于野猪真正的泛滥程度、损坏的庄稼面积以及赔偿金额,陇南当地却始终无法给出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数字。



“野猪满山遍野跑,我们也没能估算具体数量。当地以山林为主,耕地被分得细碎,受损面积这些更是难以统计。”上述负责人林真明表示,想要说明野猪泛滥,目前仍缺少一个系统的论证和调查。



在他看来,农民口中的野猪“变多了”,更多是一种直观感受。“究其原因,是野猪下山、与人交集的频率变高了。”



“以前山上都种着庄稼,野猪就只在山上活动。这几年退耕还林,野猪找不到吃的,就跟着人和耕地,一点点地下山了。”林真明解释道,野猪下山也从侧面说明近年来的环境保护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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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猪下山了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

公开信息显示,2014年至2020年,陇南市全面完成退耕还林108.9748万亩。其中,栽植经济林77.9748万亩,占退耕总面积的71.6%。大面积地种植经济林,改变了野猪所处的原生坏境,“七成的经济林,大多种的是野猪不吃的花椒、核桃树,加剧了它们下山觅食的几率。”林真明分析。



这种说法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。问起野猪泛滥的原因,种地的农民几乎很少会想到环保上取得的胜利,仔细考虑后,他们得出了一致的答案:野猪多了,是因为猎人少了。



“猎人缴了枪,豹子、老虎全被关进动物园了,野猪在山里几乎没了天敌,还不泛滥?”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种群调控委员会主任助理王海滨看来,因为人类的保护、天敌减少,才导致了野猪种群数量激增。



他举了个例子,2010年时全国有野猪150万头,其中陇南占了60万。而这些野猪一年下两窝,一窝7、8个,繁殖能力极强。“这种情况下,我们又进行了二十一年的保护,如今种群数量失衡肯定是正常现象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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躲在车里的村民,深夜与野猪“斗智斗勇”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“目前国内已经不存在一个纯自然的生态系统了,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保护,实际上改变了自然的生态链条”。王海滨认为,作为食物链的顶端,人类在扮演主角的同时,还要负起相应的责任。“面对不断激化的人猪冲突,可在进行一定容忍度调查后,成立狩猎队,对野猪种群进行适度的调控,也就是所谓的‘汰猎’。”



6月11日,陇南市武都区下发野猪捕猎试点公告,称当地野猪损害庄稼严重,正在组织成立狩猎队,全区计划捕猎野猪600头,试点期间捕猎200头。



当地农民似乎看到了希望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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狩猎队难产



从7月开始,32岁的李挺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区里了解狩猎队的成立进展,每次都被告知“还在筹备中”。



李挺从小生活在山区,8岁跟着爷爷打猎,14岁时自己外出接活。在猎枪管制还没收紧的年代,野猪是爷孙俩枪口下的猎物。1996年,国家实施枪支管控法,家里的几支老猎枪被收走,17岁的李挺拿起锄头下了地。



二十年里,丢掉猎枪的李挺,拿野猪没办法。“我们寨子原本有两千多口人,因为野猪作乱,不敢耕地,60%的劳动力一年到头都在外面打工。”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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田里的稻草人已经无法对野猪形成威慑,而真正的人则被野猪挤走了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狩猎队迟迟没消息,李挺有些着急,捕猎野猪的事儿,又这么算了?



实际上,陇南市已在7月宣布进入集中捕猎阶段,各县区制定实施办法,全市范围内开展野猪捕杀行动。但实际执行中,问题不断。“由于枪支弹药管控和资金周转问题,目前组建捕猎队,确实有一定的困难。”当地林业局的相关人员解释道。



“打野猪需要猎枪,但枪支证明始终卡在公安手里。无论林业局发多少狩猎证都没用,问题的关键还需要政府内部协调。”王海滨进一步解释称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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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真枪实弹的猎人,到拿着木头枪的稻草人

摄影:时代周报记者  郭梓昊



即便狩猎队能成立,也很难进入良性循环。“配齐人员、枪支、日常开销等各方面,组建一支20人的捕猎队,一年至少需要上百万,但捕猎野猪本身几乎不产生收入,财政相对困难的市县难以负担。”王海滨说。



对此,王海滨提出了一个想法:将已成立狩猎野猪的队伍进行市场化运作,去承包政府的服务,加入到全国各地的猪害整治。但这又涉及了另一个问题,捕猎的枪支流动该如何管控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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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买单?



难产的狩猎队背后,是更广泛的的人兽冲突议题。



2021年7月,云南网红象群一路逛吃,在普洱市大开河村伤人,致1人遇难;同年5月,四川省甘孜州理塘县的一名藏族村支书被野猪袭击身亡;南京城内,仅2020年,便出现了20头野猪在闹市狂奔……城市与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界限,逐渐模糊。



四川农业大学经济学院博士严中成,研究人兽冲突一年,期间走访了四川巴中、雅安、广安等人兽冲突高发地。在他看来,“致害赔偿是治理‘人兽冲突’的主要方式之一,即在损失后通过购买的保险或由政府部门直接定损后赔偿。”



谁为“野生动物致害”买单?首先要明确责任主体。

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》的规定,“受保护的野生动物造成人员伤亡、农作物或者其他财产损失的,由当地人民政府给予补偿。具体办法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制定”。



“上述法律条文中的‘当地人民政府’是模糊的责任主体,到底是哪一级政府,没有明确。实施过程中,责任一级推一级,最终只能不了了之。”严中成表示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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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猪不会主动伤人,只是想吃饱

图片来源:视觉中国



2020年,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块上,有西和县洛峪镇石景村村民反映称,野猪成群毁坏小麦,致多户村民小麦大面积毁坏,望给予重视和赔偿。



当地县政府回应称,由于野猪损毁农作物现象在林区相当普遍,如果对野猪损毁农作物造成的损失进行全面认定补偿,工作难度极大,无法落实补偿资金,只能以人为防范,以减少群众损失为主。“经咨询中国人寿保险公司,野猪毁坏小麦也不在赔偿范围。目前,还没有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。”



除此之外,各地政府曾尝试与保险机构达成合作,开展野生动物致害保险业务,俗称“野责险”。但因缺乏长期盈利点,“野责险”发展举步维艰。



“保险公司需要专门的人、有周期性地到现场去定损,无形中拉高了成本;另一方面,由于赔付金额过高,目前卖野生动物致害保险,保险公司往往都是亏损状态。”严中成称。



推出“野责险”,赔付金额远大于保险费。《半月谈》2017年一篇报道披露显示:普洱市江城县2015年安排70万元购买野责险,保险公司最终赔付249.05万元。“保险公司赚不了钱,承保动力就很小了。”



“从现实情况来看,目前野生动物致害成本,主要还是由受损主体也就是农民自己承担了。”严中成表示,若从野生动物产权归属来看,野生动物致害成本理应由全民共同买单,而具体的落实责任则由各级政府实施。



“忽视其它利益相关者,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如野生动物重要。”严中成强调,在人兽冲突中,利益受损更多的是“穷人”——如何解决这种权利和义务的不平等,至关重要。



野猪在前进,而人在后退。收拾完地里的玉米,农民老高决定把自家的地撂荒了。“就种点野猪不吃的青草,平时喂喂牛羊。”老高指着远处光秃秃的山坡,“这半山腰,近一半的地都荒了”。



(文中林真明、李挺为化名)



撰文:郭梓昊
编辑:吴慧
版式:吴晓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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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蛋白
如果是猪在威胁了人类的生命情况之下,农民拿起锄头将其斩杀,明明是正当防卫,为什么还要因此吃牢饭?

任者
如果地方宗旨意识强一点,问题早就解决了,怪不到法律和中央政策头上,也不能指望把难题推给中央,反而是要先行先试,探索出办法来,然后宣传推广,会让这个地方流量陡增的,反而成为一个强大加分项,而且一定会成功的。

一点一横长
你是人你不是保护动物

小张小张,从不慌张
捉个虫,第一个图是疣猪不是野猪啊喂


清华在努力
人在被野生动物威胁生命的情况下,杀死野生动物,属于紧急避险,就算是杀死东北虎或者降级的熊猫,也不负法律责任。可参考罗翔律师视频。

Scott
防不住、打不过,还是躲着吧,眼不见为净。

WSM1

保护野生动物的最终目的是什么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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